高立勋 刘正怀：浅谈《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典籍之一，是中国传统观念文化之源，它影响着古代各家各派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精神方向，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清代学人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其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千百年来，不少学者试图探根溯源，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即发端于《易》，其主要以《经》和《传》对卦爻象的阐释为依据。当今，我们可以这么说，《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大典，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早期的理论形态的文化渊源，不论是儒家学说或是道家学说，都接受了它的影响，从不同角度发挥了它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就是《周易》的文化价值和思想精神。从哲学的视角探究，《周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它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它被尊为群经之首是名符其实的。本文《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以拙议，恭请学人批评与讨论。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德国有一位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个失却了自身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漂泊的民族”。这句话言简意赅说明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就民族的整体而言，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发展，一个民族的活力，在于这个民族所潜在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保存民族文化最持久、最完整，从未间断的民族。在西方国家人们的眼里，往往以中国文化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视《周易》是东方文化伟大智慧的结晶。《周易》是东方文化，也是中国文化之根，它渗透着东方民族，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其基本精神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二是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三是厚德载物与中庸尚和。
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天人中，人是重点，人要去认识天道，实践天道，体现天道，参与天道其中，最终实现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本出自《易传》的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为天行刚健有为，地道柔顺宽容，君子只不过是在法天则地而已。至于中庸尚和，它本来也是上天的品质之一，中就是度，就是和，就是适可而止，不偏不倚。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不就是不偏不倚的中道吗？昼夜的交替，寒暑的变化，草木的枯荣，不都是上天中和的体现吗？因此，就其实质与其追求的最高标准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而不是三，这个一，便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之中，包含着人本主义，包含着自强不息，包含着厚德载物，包含着中庸尚和。
天人合一是说天道与人性息息相通，和谐统一。为什么呢？《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天命就是天道、天性，即天的意志、天的规律，换言之，即自然规律、客观规律。古人认为，上天的规律就是人性的本源，故而上天的规律也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这种天性不仅与生俱来，而且不论贤愚，人人都有。宋代《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字面看是说寻春，其实是说悟道。道在哪儿？就在心中，然而后天的种种世俗的欲望埋没了人的本性，人离天道越来越远，以致于有事难成或一无所成，要想人生有成，必须如老子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也就是客观规律，人逐渐去除后天所沾染的私欲杂念，就能明净本心，见其本性。而人性就是天性，天性也就是物性。尽己之本性则可尽人性物性，尽人性物性便可“上下与天地同流”，“赞天地之化育”，成己成人成物，与天地并列为三矣。这时，人就是一个与天地合一的大写的人，佛家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也就是这个意思。
天人合一学说，既承认天人有别，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统一，统一的基础，便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取，把主观意识上升到客观规律的高度，与其合二而一，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大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这种共处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和谐。历朝历代的变法改革，究其实质就是在明天应变；古人动辄占卜，以便知天命，断吉凶，定人事，就是在积极地探天应天；流传至今的找对象看生辰八字，结婚选黄道吉日，动土上梁放鞭炮，埋人、划庄基看风水等等，其最初的动机也是在力求知天以应天道，只不过后来人把它庸俗化了而已。
天人关系的辩证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无不以源于天道为其理论基础，以合乎天道为其理想的终极境界。这一点，《礼记》、《论语》中多有论述。《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语要》则说得更透彻：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的件数？道家主张的“道”，既是宇宙之本源，又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他们主张一切顺其自然，实质就是顺应天道。庄子更是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为其最高的精神境界。其后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数的调合以及陶渊明“纵浪大化中”的放达，以至于古今文学崇尚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情景一合，妙语自得”，语如数家珍，文如行云流水等等，无不以天人合一为其最高境界。至于语词，就更明显了，凡是人们认为最上乘的人、事、物，大都以天地名之，诸如：巧夺天工，天造地设，天衣无缝，天长地久，天香国色，天作之合，天真烂漫，天高地厚，天罗地网，天网恢恢等等。就连中华民族承传至今的传统美德，也无一不是始源于天而终合于天的。
那么为什么各个领域都以合天为其最高准则呢？有句话叫：英雄所见略同。英雄之所以所见略同，是因为英雄圣贤都同具慧眼，更早地看到了宇宙万物的本质而已。古人认为，天道恒昌，辩证唯物主义也认为，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因此古今各方圣贤的共同目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都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早已渗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肉之中，它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是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二、《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桥梁
人性本源于天道，然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却越来越背离了天道。背天离道之人，又何以见其本性而等天齐地呢？古圣先贤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给人类留下了一部登天的梯子，造就了一座由人及天的桥梁——《周易》。
《周易》本身就是古人对天道规律的形象化演示与文字述说。《周易》原名《易》，汉代以后称为《易经》，是周代贵族求神问卜的书，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文部分包括卦形、卦辞、爻辞、传文则是后人对经文的解释。
《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易卦的形成，推演过程本身就演示着宇宙万物的生成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如太极即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一体的状态，是生成万物的本源。两仪即阴、阳，是易卦的基本符号，四象即老阳、少阴、少阳、老阴。八卦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的生成，自上而下看，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自下而上看，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每一个层面的每一个“一”都是下一层面的阴阳合构体，是相反相成、相对互补而又系统平衡的对立统一体。这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演示吗？在易卦原理中，太极就是最高层的对立统一体，其阴阳鱼的阴阳对立而又整体和谐正是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阴与阳，性质相对，作用相反，然并非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而是相生相成，相互错合，在相互对立中保持着动态的和谐统一。这就是古人为什么既要自强不息又要厚德载物，既要积极进取又要中庸和顺，既要天人合一又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因。
六十四卦的卦序、卦形亦无一不是天道规律的形象化演示。一卦中六爻，自下而上，依次称作初、二、三、四、五、上。其中初、三、五奇数为阳位，二、四、上偶数为阴位。六、九即是阴、阳爻的代表数字。位数再加上表阴阳的九与六。各爻的名称就定下来了，如既济卦，依次称作初九、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中正：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是为得正，反之，则不正。如未济卦，六爻皆不得正。原则上说，正比不正好。既济卦六爻皆正。表示事已成功；未济卦六爻皆不正，表明事未有成。自然界，社会界无不如此，上下各得其所，则事易成，不得其所，则事难成。由此便不难理解孔子要从政，先正名的主张。景公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就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今天的岗位责任制，分工负责，不就是各司其职吗？文革时，学生不上课，都去闹革命，工人不做工，都去上管改，武装部的枪被造反派抢去，真可谓天下大乱；《红楼梦》中海裳不时而花，贾母不安；生活中母鸡司晨，人们以为不祥，就是因为其不当时，不当位，皆属不正的缘故。六爻，又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卦又叫内卦，上卦又叫外卦，内卦中间的“二”与外卦中间的“五”，在上下卦的中位，是为得中，其他四爻均为不中，得中为吉，不中为不吉。为什么呢？因其不偏不倚，符合天道中和的品质。现今的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措施，中央领导关于“在防止左的错误的同时，也要防止右的错误”的讲话，不都是在强调适中吗？
易卦的原理，当然不只这些，还有比一相邻两爻阴阳相反，应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阴阳相反，相亲相应，是为和谐吉祥，反则不吉，等等。
而且，一个卦，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从下而上，既反映着事物的发展演变轨迹，又表示着事物的发展趋势。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初九阳爻阳位得正，但不得中，又处于六爻的最下方，是为有能力而不得施展的地位，但初爻乃是新事物的萌生期，发展壮大是其必然规律，因而前途是光明的。“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注：乾坤二卦，无不正之爻，此乃君子为何法天法地的间接解释），九二在下卦中央，是为得中，乃是有利的地位，“见龙在田”，是说初九的潜龙，已由地下升至田野，虽无君主之德。“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说君子虽正但不中，已上升到下卦的最高位，既不在天，也不在田，是个危险而须戒惕的位子。故应终日奋发自强，警惕而不骄不忧，则可险而无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四，进入上卦最下爻，上不着天（五、六象征天），下不着地（一、二象征地），中间又即将不属于人（人是最高位），正处于不安定的时期，故迟疑不决，跃跃欲试，虽未飞腾，但却正处于一跃而飞腾升空的起点。“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五，既得中又得正，九五中正是最理想最吉祥的位子。"飞龙"，伟人的品德，"天"，至尊至高的地位，古代皇帝称"九五之尊"便源于此。“上九：亢龙有悔”，上九比九五的地位高，反倒不如九五吉祥。为什么呢？飞腾的龙已上升到极限，上而无位，下而不能，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九五已经上升到最高位，不能再上，上必有悔，因为物极必反乃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琴弦太紧会断，自行车气太饱轮胎会爆，松紧带拉得过度会失去弹性，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成了谬误。故古语云：功成身退。俗话说：见好就收。故古人崇尚中庸之道，认为中庸尚和是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因为它永不处于物极必反的境地。
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地，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只限于阴阳的中正与否。反映在易卦中，便是周流旁通，不拘一格。如既济卦，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六爻皆正，相邻的两爻皆阴阳相反相亲，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均阴阳相应相和，是最完美的卦形了。然而宇宙生生不息的奥妙正在于阴阳的错综复杂，过于工整完美，同样物极必反，趋于僵化而丧失生命的活力，所以既济卦象征成功却并不吉祥。反之，未济卦阳爻全居阴位，阴爻全居阳位，六爻无一得正，意味着衰败，然易卦之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正至极必然生变，故未济卦反而比既济卦吉祥。再如泰卦与否卦，从卦形看，泰卦天在下，地在上，天翻地覆，似应不祥，然却是好卦，因为天气轻而上升，地气沉而下降，上降下升天地相交，阴阳交则万物生，是为吉祥。否卦也是天轻而上升，地沉而下降，然却越发展越背离而不相交，故为不祥。正如《易传》所云：“神无方而易无体”，六爻的相互关系，六十四卦的变化与联系，与神奇的宇宙造化一样，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然又万变不离其亲，全都统一在阴阳交变、物极必反、无往不复、整体和谐的宇宙大法则之下，演示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天道规律，就连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也都是这种宇宙规律的具体演示。
三、《周易》涵盖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与发展
古往今来，对《周易》的称谓众说纷纭，说《周易》是一部占卜书，然却不只是一部占卜书，占卜只是《易经》的衰象，而揭示天道规律，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指导人生健康成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美好境界，才是《易经》的本质。其内涵与宇宙的内涵一样，包罗万象，而又千变万化，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对任何领域都有指导的作用。后来者都读之，自然仁者见其仁，智者见其智，哲学家认为是哲学著作，宇宙学家认为是宇宙学著作，社会学家认为是社会学著作，自然科学家认为是自然学著作，等等，不一而举。总之，一部《易经》，就是一部关于宇宙，天地，社会，人生的生成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巨著，它是中国文化源头的一股清泉，浇灌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之花，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闪烁着《易经》思想的光辉。这一点，在诸子百家及历代文学作品中，甚至于中国化的佛学经典中，都随处可见，被尊为药王爷的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就曾感慨地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中医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一个整体，以平衡阴阳为基本原理，故其治病可头疼医脚，肚子疼点眼药，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观的具体运用。清末康有为变法，直接以《易传》刚健、有为、尚动、通变原则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毛主席在建国初期曾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与《易传》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易变法则一脉体承。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本身就是易学家，如朱熹、苏轼、王安石等。因此说，一部《易经》，涵盖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与发展，当今的《周易》热，其实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热。
易卦的形成，本源于宇宙天地万物，它自上而下，由天及人及万物，即“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天道来说，易卦只不过是个器物、载体而已。
后来的学者，通过易卦而上达天道，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不二的高境界，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对人来说，易卦只不过是个工具，手段而已，而上达易卦所指向的高境界，方是真正的目的。一部《易经》，上达天道，下通万物，六十四卦，本身就是一座沟通天人之际的桥梁。人天尚未沟通，可以由此前往；人天已经沟通，便是进入了天人合一的高境界，便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即时时事事随心所欲，而又时时事事符合天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便也具备了天道恒昌特性而可心想事成了。因此，《周易》被列为群经之首，在古人眼里，知易者对，不知者愚，甚或把学易看作人生的幸事。
